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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黄陂滠口古墓与孙吴宗室墓葬

徐劲松 ( 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馆 )

李桃元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武汉黄陂滠口古墓(下文简称滠口古墓)[1]，是建国以来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少数六朝早期大型墓葬之一。该墓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墓内出土的青瓷坞堡模型与孙吴宗室孙邻及孙述墓所出同类器相似，而距此不远是孙吴建国后的第一个都城——古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因此，准确判明滠口古墓的年代与墓主的身份，进而判明其同类墓葬的特点，对六朝考古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一 )

要准确判明滠口古墓的年代与墓主，首先必须确知滠口古墓所在地在六朝初年的归属。滠口古墓位于武汉市与黄陂县交界的府河北岸，地处黄陂县西南二十余公里。据《汉书·地理志》等史籍记载，黄陂县，汉代属荆州江夏郡，为安陆、西陵两县的接界处，今黄陂东北、东南大部属西陵县，西南部属安陆县。

汉末，刘表部将黄祖为江夏太守，治安陆。后刘表因惧孙吴的侵轶，使黄祖于黄陂县东筑城拒吴，城曰黄城镇[2]，以后黄祖别屯鲁山却月城(旧址在今武汉市汉阳龟山月湖之北)，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权复征黄祖，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3]。同年，曹操大军南下，尽得荆州之地；后曹军虽败于赤壁，但黄陂仍在曹魏控制之下，黄陂县东北、东南大部属魏豫州弋阳郡西陵县；西部属魏荆州江夏郡安陆县；西南及南部属魏荆州江夏郡石阳县(由西陵县西南部分置)[4]。黄武五年秋七月(公元226年)“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5]。此前，孙吴江夏郡己占据汉阳鲁山，自此役后，石阳、鲁山为魏吴江夏郡的分界。

石阳，据《读史方舆纪要》《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记载：“石阳亦名石梵。王伯厚曰：石阳故城在黄陂县西二十三里。吴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即此。刘表为荆州刺史，以此地当江汉之口，惧吴侵轶，使黄祖于此筑城镇遏，因名黄城镇。”顾颜武对石阳方位的记述或有偏差，若依此记载，仅今黄陂县滠口区刘集乡的黄花涝古镇与古石阳(或曰黄城镇)地望相吻合。

石阳(滠口古墓所在地)是否曾并入孙吴，史籍中未见明确记载。但《三国志·魏书·文聘传》载：“嘉平中,谯郡桓禺为江夏太守，清俭有威，惠名亚于聘。”嘉平(公元249—253年)，为魏齐王曹芳的年号，这说明至公元253年，魏江夏郡仍与孙吴相对峙。

( 二 )

滠口古墓地处六朝初年战乱动荡之地，它是曹魏墓葬？孙吴墓葬？或是西晋墓葬？从发掘的情况看，墓葬长11.4米，宽9.4米，是由甬道、前室、东、西侧室和后室组成的多室墓，结构复杂。象滠口古墓这种形制结构，在己发掘的六朝墓葬中尚属鲜见。从有关文献记载及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资料看，曹魏自曹操、曹丕率先实行薄葬后，皇族宗室及诸多的高级官吏均实行薄葬，故目前所能确定的曹魏墓葬数目寥寥。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涧河西岸发掘了一座大型砖室墓葬[6]，这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形制最复杂、年代较明确的一座曹魏墓葬。该墓长9米余，最宽处6米余，由前、后室及二个耳室组成；此墓虽早年被盗，但破坏并不严重，墓内出土有陶质生活用品和明器等共48件遗物及少量铜、铁器和一件精美的白玉杯；此外，前室出有施帷帐用的一套铁构件，其中一件刻有铭文“正始八年八月……”(即公元247年)。从墓葬的地望[7]、规模和出土遗物看，墓主人当属曹魏皇室。这座墓葬在形制规模和随葬品方面还部分地保存着东汉墓葬的特点，与曹操、曹丕的薄葬要求有所差距，在曹魏墓中属奢华者，但却不能与级别大致相当的东汉墓及东汉末年的曹操宗族墓相比。

1971年，在洛阳东关发现一座墓主可能与东汉皇室有关的东汉晚期墓葬[8]，该墓由砖石混筑而成，在27米长的墓道左侧设有一长3米的车马室，墓葬本身长10余米，最宽处近12米，由前、后室和耳室组成。该墓早年被严重盗毁，残存随葬品除60余件陶、铜器物外，还有近70件铅车器和数十片玉衣片，同时在墓内发现殉人达十个之多。此墓的规模在同时代墓葬中并不算很大，形制亦不甚复杂，较之宏大和复杂的东汉墓葬还发现许多。即便如此，这座墓无论形制规模还是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上述曹魏皇室墓之上。

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9]，共发现墓葬五座，砖构或石构，均具前、中、后室和耳室，其中四座长13米以上，最长达15.3米，宽6.42—10.4米，一座稍小，亦长9.68米，宽5米。石墓门和甬道或刻划人物、动物和图案，墓壁或绘壁画，墓室装饰精美华丽。各墓虽早年皆被盗，所出随葬品仍较为丰富，质地有象牙、玉石、琥珀、珍珠、玻璃、金、银、铜、铁、铅、瓷、陶、漆器等等诸种，两座墓葬还出有银镂玉衣和铜镂玉衣。根据墓砖刻辞考证，这些墓葬属于曹操的祖、父辈，有的可能更早一些。从历史来看，这些墓葬墓主的地位远不能与曹魏之世相提并论。然而，这些墓葬的规模和奢华程度都大大超过了目前所见的曹魏皇室墓，也超过了文献记载的曹魏皇陵。以此为证，可知曹魏时期薄葬的史实。

黄陂滠口古墓，不仅在规模上较上述曹魏皇室墓大，出土遗物也较曹魏皇室墓丰富精美。在史籍中，不见有曹魏皇室出镇石阳的记载，故该墓墓主不可能是曹魏皇室；曹魏高级官吏，在盛行薄葬的情况下，即使厚葬，也不可能超过皇室，因而滠口古墓不是曹魏墓葬。

位于长江流域的孙吴，情况则与曹魏不同。大型墓葬不仅在形制上仍流行着汉代多室墓的结构特点，随葬品亦较丰富。如浙江嵊县大塘岭吴太平二年、永安四年墓[10]，鄂州塘角头M2[11]、鄂纲饮料厂M1[12]、鄂钢综合原料M30[13]等

自孙吴中期开始，长江中下游出现一种“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安徽马鞍山朱然墓[14]为目前己知年代较为确切的一例，这种结构在孙吴中后期得到了大地域的推广。滠口古墓前室略呈方形，长3.5米、宽3.1米，据此分析，应为穹窿顶结构；在前室西南角，有一特意砌筑的砖榻，砖榻上放置瓷鸡、狗及薰、盘等随葬品，这种结构，与鄂钢饮料厂M1横前堂西北和东北角各砌一个祭台的风格相近；后室为长方形，底部高出前室两层墓砖，这种结构，在鄂钢综合原料场M30及安徽马鞍山朱然墓中均有发现。墓室墓壁采用“三顺一丁”的砌筑方法，为六朝时期墓葬所常见；而墓室南壁“七顺一丁”的结构方式，为该墓所独见，这种方式较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15]、鄂州塘角头M2、M4“四顺一丁”的结构和M8、M9“五顺一丁”的结构显得略早。

西晋时期，大型墓葬较多地采用了砌筑坚固的穹窿顶结构，但墓室却不象孙吴时期那样由多个组成，如晋宣城公、镇南大将军刘弘墓[16]，仅由一个穹窿顶结构的单墓室组成：江苏宜兴周墓墩晋墓[17]，墓主为晋前将军周处，墓室总长13.12米，也仅有前后两室，两室均为穹窿顶。有人依据文献与考古资料对魏晋丧葬制度进行考证时指出：“孙吴墓葬在形制上承继了东汉旧制，只是规模有所缩小。随葬品的种类亦因袭东汉，但数量略有减少，且少见汉墓中常出的大型器物”[18]。我们通过对六朝初期大型墓葬的排比，可以看出，黄陂滠口古墓与浙江嵊县大塘岭吴墓、鄂钢饮料厂M1及鄂钢综合原料场M30相似，与西晋刘弘墓、周处墓有较明显的区别。从形制结构分析，滠口古墓为孙吴墓葬。

( 三 )

滠口古墓的随葬物品，虽早年被盗，仍出土青瓷器、陶器等遗物80件，其中青瓷器有碗、钵、盏、盘、冼、耳杯、果盒等实用器30件；磨、灶、臼、仓、禽舍、俑、院落、座架等模型明器43件；陶器有筛、勺、棒等7件；其中青瓷帷帐座架为长江中游首次出土。

从建国以来长江中游及古武昌地区六朝墓随葬器物的组合看，孙吴早期，墓葬的随葬品以灰陶器和釉陶器为主，青瓷器的比例很小，且多为小型器，铜器和漆器也只是在少数大中型墓中才有所发现；孙吴中期，在大中型墓葬的随葬品中，仓厨明器、家禽畜圈和人俑的数量较多，金银饰品及铜器、漆器也常在十件以上，其它如釉陶器也多达一、二十件，青瓷碗、罐等日用器较为常见，一些模型明器也常用釉陶烧制；孙吴晚期，大中型墓的随葬品中，青瓷质的占绝大多数，除罐、盆等日用器外，一些仓厨明器、家禽畜圈、人俑和房屋模型等亦为青瓷质，且伴有较多的金银饰品和漆器。西晋时期，墓葬的随葬品以青瓷为主，大型墓葬中己难见到陶质器皿随葬。从滠口古墓出土遗物的组合特点看，与古武昌地区孙吴中、后期大中型墓葬的组合相近，与西晋墓的组合则有所不同。

滠口古墓出土遗物的形态特征，也与己发掘的孙吴中后期墓葬的同类器相似：I式钵(图1)与杨州胥浦M70:10(图2)相似[19]；I式盏(图3)与杨州胥浦M70:1(图4)相近；盘(图6)与鄂钢饮料厂M1所出同类器(图7)相似；洗(图5)与南京上坊天册元年墓[20]同类器(图8)相近；灶(图9)与鄂钢饮料厂M1的同类器(图10)相似；穿山甲(图11、图12)与武昌莲溪寺吴墓[21]所出同类器相似；独角兽(图13)与武昌莲溪寺吴墓(图14)及鄂钢饮料厂M1同类器(图15)相似。

通过上述排比，我们认为，滠口古墓的年代当不晚于孙吴晚期，甚至可列入到孙吴中期的范畴。

( 四 )

滠口古墓虽多次被扰乱，仍出土各类遗物80件，其中青瓷器达73件，除日用器皿外，还出土有青瓷坞堡模型、帷帐座架等一批罕见器物，如此规模的墓葬，墓主人自应有较高的官秩等级。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孙吴时期的墓葬中，墓主身份明确、出土遗物丰富的大型墓葬，有如下几例：

1〉鄂钢饮料厂M1：墓室长14.5米，系由排水沟、甬道、东、西耳室、横前堂、过道、棺室组成的多室墓，该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青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等各类遗物415件。除日用器皿外，还出土有错金铜弩机、青瓷坞堡模型、五联灯、香薰等珍贵遗物；此外，墓内还发现有诸多的鎏金青铜小构件及帷帐遗迹等。该墓墓主，即是错金铜弩机上刻铭“将军孙邻弩一张”所记述的都乡侯、沔中督、威远将军孙邻，墓葬的年代为赤乌十二年稍后[22]。

2〉鄂城东吴孙将军墓[23]：墓室长9.03米，为前堂后室及两个耳室的“十”字形墓葬。该墓虽遭到严重破坏，仍出土有青瓷器及金、铜饰品等共79件遗物及多件漆木器朽烂的残痕；在出土的遗物中，发现有青瓷坞堡模型、佛像香薰等珍贵文物。墓葬的年代，从出土遗物的组合特点看，为孙吴后期至西晋初年；关于该墓的墓主人，发掘简报根据坞堡模型内侧的刻铭“孙将军门楼也”六字，结合《三国志》中的有关记述，推定墓主为孙吴宗室、武昌督、平荆州事孙述，若如此，则墓葬的年代为西晋初年或稍晚，因为孙述在晋灭吴的过程中降晋[24]；而在《三国志》中，有孙邻死后“子苗嗣”的记载[25]。虽然《三国志》中没有孙苗任职地点及卒年的记载，若孙苗也居于武昌继嗣袭爵，且如其弟孙述、孙震一样，活至吴后期或更晚，那么孙苗也有可能是孙将军墓的墓主人。笔者以为，孙述降晋后，晋统治者从政治安全的角度考虑，不会允许其留驻武昌，也难以想象会允许其归葬武昌，因而鄂城东吴孙将军墓的墓主为孙苗的可能性较大。

3〉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墓长8.70米，为前堂后室的“吕”字形墓葬，该墓虽早年被盗，但破坏并不严重，墓内出土有各类精美的漆器、青瓷器、陶器及铜镜等遗物140件，朱然为吴左大司马右军师，赤乌十二年卒。

4〉武昌莲溪寺吴墓：墓长8.46米，为前后室及两个耳室的“十”字形墓葬，在墓内出土有瓷罐、薰、碗、壶及模型明器等共56件遗物；墓内出土的铅券记述墓葬的年代为“永安五年七月辛丑朔十二日壬子”，墓主为“校尉彭卢”。

5〉浙江嵊县大塘岭M101：墓长7.70米，为前堂后室的双“凸”字形墓葬，墓内出土有青瓷器、铜钱等遗物30余件，墓主为“建中校尉”。

上述4、5两例墓主人的身份为校尉。在史籍中，未见有关孙吴职官的记载，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朱然，为吴左大司马右军师，其官秩自应高出校尉许多，但这三座墓葬的规模，均小于滠口古墓，因而滠口古墓墓主人的官秩应高于这三例墓葬的墓主人。

滠口古墓墓室全长11.4米，介于鄂钢饮料厂M1与鄂城东吴孙将军墓之间；在长江中下游孙吴墓葬中，规模与这三座墓相当的，仅有鄂州塘角头M2(永安四年墓)及年代与墓主均不明确的鄂钢综合原料场M30和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因此，就现有资料分析，滠口古墓的墓主人应与孙邻和孙述一样，为授有实职的孙吴宗室成员。

( 五 )

孙吴时期，先后在江夏任职的宗室有孙皎、孙奂、孙承、孙壹、孙秀、孙慎等。

孙皎字叔朗，孙坚季弟孙静第三子，“赐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为奉邑，自置长吏。……建安二十四年卒(公元219)”[26]。

孙奂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统其众，以杨武中郎将领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旧迹，……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权攻石阳，……拜杨威将军，封沙羡侯。”“年四十，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将代统兵，领郡。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卒，无子，封承庶弟壹奉奂后，袭业为将。……壹从镇南迁镇军，假节督夏口。”太平元年(公元256年)，“孙琳诛滕胤、吕据，据、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据谋，自杀。琳遣朱异潜袭壹。异至武昌，壹知其攻己，率部曲千余口过将胤妻奔魏。魏以壹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封吴侯，以故主芳贵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杀壹及邢氏。壹入魏黄初三年死”[27]。

孙秀，孙权弟孙匡之孙，“为前将军、夏口督。秀公室至亲，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公元270年)，皓遣何定将五千人至夏口猎。……秀遂惊，夜将妻子亲兵数百人奔晋。晋以秀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28]。

孙慎，孙河之孙，《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述：“天纪元年夏，夏口智孙慎出江夏、汝南，烧略居民。”而《吴书》曰：“桓弟俊，字叔英……少子慎，镇南将军”[29]。

从上述所引《三国志》的记述可知，孙皎、孙奂兄弟父子及孙秀、孙慎主要活动在沙羡、云杜、南新市、竞陵及夏口。

沙羡，汉旧县，据《清一统志》等史籍的记述，两汉时地域极广，其地包括今武汉市武昌区、江夏区(原武昌县)、汉阳区、蔡甸区(原汉阳县)及湖北嘉鱼、汉川县南境、蒲圻、崇阳北境和咸宁市；三周时属吴武昌郡，但所辖地域较汉代稍小。

云杜，汉旧县，据《元和郡县图志》、《清一统志》等史籍记述，其地包括今湖北沔阳北境、天门东境、京山东及北境、钟祥西南境与荆门东南境、三国时属吴江复郡所辖，其北界地域较汉时有所缩小。

南新市，前汉作襄县，《后汉书·郡国志》作南新市，曰侯国。椐《元和郡县图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及《清一统志》等史籍记述，三国时，先属吴，后入魏，其地包括今湖北安陆、应城西境、京山东境和天门东北部的皂市。

竟陵，汉旧县，《后汉书·郡国志》为竟陵侯国。依《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太平寰宇记》、《清一统志》等史籍的记述，三国时其地包括今湖北天门、钟祥南境和京山西境。

夏口，为汉未三国时军事重镇，据《水经·江水》“江水又东径鲁山南。”《注》曰“古翼际山……山上有吴江夏太守陆涣所治城。……江之右岸……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借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矣。”《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述筑城时间为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城江夏山。”今武汉三镇仅汉阳龟山旁的汉水入江，依此记载，夏口城应是孙吴在黄初(或黄武)二年所筑，城在今武汉市武昌蛇山下。

根据上述考证，孙皎等人主要活动于今湖北中部地域，其中仅沙羡(夏口)在安全之地，其余均与曹魏处于战争状态。

孙皎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其年代与滠口古墓的年代不相符，而《三国志》中未见有孙皎子胤、唏、弥、仪等在江夏任职领兵的记载，故孙皎父子不可能是滠口古墓的墓主人。

孙奂卒于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孙奂子孙承卒于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其卒年虽与滠口古墓的年代大体相当，但据上引《文聘传》的记述，石阳在嘉平年间(公元249—253年)尚为曹魏领土，而滠口古墓位于石阳(黄花涝)北约1华里，因而孙奂、孙承均不可能是滠口古墓的墓主人。

孙秀于建衡二年(公元270年)奔晋，其时距晋灭吴仅有十年时间。孙秀奔晋后被封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会稽公。而《晋诸公赞》曰：“吴平，降为伏波将军，开府如故。永宁(公元301一302年)中卒，追赠骠骑、开府”[30]。我们在讨论滠口古墓的年代时，己明确论述其为吴墓，故孙秀也不可能是滠口古墓的墓主人。

孙慎于“天纪元年”出江夏，“天纪元年”即公元277年，其时距吴亡仅差三年，从孙慎任职的时间分析，估计是在孙秀奔晋后任夏口督一职。孙慎生活的时间是孙吴未年，《三国志》中虽未见孙慎结局的记述，但从时间上分析，孙慎也不可能是滠口古墓的墓主人。

孙壹于太平元年(公元256年)奔魏，《三国志》记述：“壹入魏黄初三年死”，“黄初”为魏文帝曹丕的年号，“黄初三年”即公元222年，时间与历史事实不符，因而《三国志》的记述应为“壹入魏三年死”，即孙壹死于吴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其年代与滠口古墓的年代相吻合。如果石阳在历史上没有被孙吴并吞，孙壹死后被子侄部曲归葬于曾任职的江夏(夏口)附近，那么孙壹就可能是滠口古墓的墓主人。

( 六 )

如果我们对滠口古墓的年代和墓主人的身份推测无误，那么在己发掘的孙吴墓葬中，就有鄂钢饮料厂M1、鄂城东吴孙将军墓及黄陂滠口古墓三座宗室墓葬。纵观这几座墓葬，除规模宏大，由多个墓室纽成，墓内有帷帐遗迹，结构复杂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随葬品中出土有青瓷坞堡模型。

青瓷坞堡模型，平面呈长方形，由围墙、门楼、四角雕楼及仓房等组成。围墙绕院墙一周，墙头上有双坡檐顶，围墙正中开有一大门，大门上设门楼一座，为五脊庑殿式顶，屋顶四面饰瓦纹，檐头有瓦当。在围墙四角，各设一碉楼。仓廪、房舍在院内分布于四角及大门前后，三墓所出坞堡在细部结构上略有不同。

从现有考古发掘的资料看，青瓷坞堡模型应是孙吴宗室特有的随葬物品，理由如下：

第一，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虽常有陶楼发现，但与坞堡模型有着本质的区别。青瓷坞堡模型不仅反映了封建地主庄园经济的实情，还反映了士族豪强地主拥有大量部曲、田客、奴仆并在战争情况下设防城堡的实质。

第二，在长江中下游己发掘的孙吴墓葬中，即使墓主尊贵如左大司马右军师的朱然墓，也没有发现青瓷坞堡模型出土。

第三，在三国时期的中原曹魏与四川蜀汉地区，至今尚末发现青瓷坞堡模型出土。

第四，在西晋时期的墓葬中，即使是地位尊贵如宣成公、镇南大将军刘弘墓，前将军周处墓，也没有发现有青瓷坞堡模型出土。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青瓷坞堡模型是孙吴宗室区别于一般高级官吏的典型器物，是孙吴宗室墓葬的标志之一。

附记

本文初稿草成后，《中国文物报》98年8月16日一版报道了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流芳镇关山山李陈湾发现一座孙吴大型墓葬及出土一件青瓷坞堡模型[31]。该墓长13.8米，宽12.7，由券门、甬道、左、右耳室、前室、南、北侧室、后室和后龛组成，平面形制较鄂钢饮料厂M1及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还要复杂；墓内残存的四十余件青瓷器，多为模型明器，这从随葬器物的组合上表明墓葬的年代为孙吴中、后期。而青瓷坞堡模型，从报道的文字分析及发表的照片观察，其形态特征与滠口古墓所出相似，这或可从一个侧面证明滠口古墓为孙吴墓葬；该墓的墓砖长50cm、宽25cm、厚8－9cm，为长江中游六朝墓葬中仅见的大型墓砖，如此特殊的墓砖，首先就说明了墓主人身份的特殊，这种墓砖较黄陂滠口古墓前堂砌筑砖榻的特制大砖还大。倘若我们所认为的青瓷坞堡模型是孙吴宗室区别于一般高级官吏的典型器物、是孙吴宗室墓葬的标志之一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该墓墓主人也应是孙吴宗室。

在前文我们论述滠口古墓的墓主人时，曾引述《孙皎传》中“赐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为奉邑”的记载。在孙皎的奉邑中，仅沙羡在安全地域，其余均与曹魏处于战争状态。在《三国志》中，记述有许多高级官吏自身处于安全地带而由子侄部属代为统兵的事实。如《三国志·吴书·吕岱传》载：“与陆逊并在武昌，故督蒲圻。”“陆逊卒……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迁上大将军，子凯，副军校尉，监兵蒲圻。”吕岱虽然都督蒲圻，但他本人却“与陆逊并在武昌”，由子凯“监兵蒲圻”。《三国志·吴书·宗室传·孙邻传》亦载：“邻迁夏口沔中督、威远将军，所居任职。”即孙邻在他的居住地武昌任职，并未到夏口就职。倘若孙皎及其后继者也如吕岱、孙邻一样，居住于沙羡(夏口)即今武汉市武昌区蛇山下，那么我们便可以解释江夏区流芳镇所发现的孙吴大墓及出土的坞堡模型了。

孙皎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其年代与《中国文物报》所报道的组合特征不符。孙皎弟孙奂，卒于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孙奂子孙承，卒于赤乌六年(公元243年)；此二人的卒年均在孙吴中、后期之际，且均己排除为滠口古墓墓主人的可能，使如我们上述的推论能够成立，那么这二人中或有一人是江夏流芳镇孙吴大墓的墓主人。

本文的写作，意在确立一个孙吴宗室墓葬与孙吴高级官吏墓葬区别的标准。由于笔者学识有限，文中如有疏漏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学长斧正。

1998年8月初稿 10月修改

[注释

[1] 武汉市博物馆：《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6期

[2] 关于黄城镇的方位，有二说：其一为《太平寰宇记》记述在黄陂县东四十里；1992年武汉出版社版《黄陂县志·建置篇》持此说，认为黄城镇在今黄陂县东的六指店区寨上湾。其二为下文所引《读史方舆纪要》《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述；《三国会要》：“西陵有黄城镇，是石阳县，及分西陵县之西南境也。”

[3][5]《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4] 三国时魏、吴各置江夏郡；魏江夏郡领县三：安陆、南新市、石阳。吴江夏郡亦领县三：邾县、竟陵、云杜。魏江夏郡自文聘为太守后，先治石阳，后因避吴而退屯临鄣，更退治上昶。上昶，据《元和郡县图志》在安州西北五十三里，即今湖北安陆西北。吴江夏郡先后有程普、蔡遗、陆涣、孙兴、孙皎、孙奂、孙承、刁嘉等为太守，治鲁山城。

[6]李宗道、赵国壁：《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7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4期

[7]曹丕终制言：“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8]余扶危、贺官保：《洛阳东关东汉殉人墓》《文物》1983年2期

[9]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8期

[10]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大塘岭吴墓》《考古》1991年3期

[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年11期

[12]鄂州市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1期

[13]鄂州市博物馆：《鄂钢综合原料场M30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5年3期关于该墓的年代，我们在发掘简报中确定为“吴末晋初”。在历史上，西晋在北方立国时，南方的孙吴依然存在，而墓内出土的盘口壶，为浅盘口、细短颈、鼓腹、最大腹径在中部，其制作特点、风格与朱然墓所出同类器相似，但年代稍晚；双耳罐，鼓腹下收，最大腹径在中部，为孙吴中后期的特征。故该墓的确切年代应为孙吴中后期之际或孙吴后期。魏鸣在《魏晋薄葬考论》一文中所列举的鄂钢冷轧工地M11，即是该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