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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鄂州镜的塑与铸

董亚巍 (鄂州市博物馆)

摘要：通过对鄂州馆藏铜镜背纹及其铭文的研究发现，鄂州镜的铸镜师们大都没有雕塑原始模的技能，而是由专门从事泥雕的工匠提供原始模，然后由铸镜工匠自已设置浇铸系统后翻制阴模，铜镜背面的铭文是铸镜师翻出阴模以后才刻上去的。在阴模上刻铭时须刻反字，翻成阳模以后自然成为正字；制范只用阳模，当在阳模上翻出泥范后，泥范上的铭文与阴模上的铭文一样是反字，铸成铜镜后，反铭又被还原成正字了。但由于铸镜师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所以，造成一些铜镜铭文缺字短句、错字、反字及局部空白等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原始模阴模刻铭

湖北省鄂州市是吴主孙权的登基地，文物部门配合当地基本建设，在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掘出土了大量三国时期的历史文物。其中，有汉、三国及六朝铜镜数百枚。与同时期铜镜相比，北方黄河流域流行的为东汉晚期的镜种，如位至三公镜、双夔镜、、兽首镜及各种禽兽纹镜等，这些镜种的背面纹饰大多为几何纹、线雕或阴刻的纹饰，而南方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则流行着各种龙虎镜、盘龙镜、神兽镜及画像镜，其镜背的纹饰艺术形式则为浮雕，鄂州出土的铜镜中，以龙虎镜、神兽镜及画像镜为特色。

北方黄河流域流行的镜种背面纹饰较简单，其艺术形式除线雕及阴刻外，就是几何纹造型。如北方大量出土的内向连弧纹镜，日本也出土较多，而称之为内行花纹镜。根据此镜的背纹，可推测出当时制作镜模的一些必须的步骤；因其背面纹饰全都属于规律性很强的几何纹饰，在制作原始模时，只需将湅制好的泥料安置在一个能转动的转盘上，车出镜体的外形，以钮为中心点在外圈边缘上作出一个圆，分出等分以后，用圆规向内作半圆，将每个半圆两边的相切点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内向连弧纹。而镜背中凸起的钮、钮座及凸起的圆形平顶式凸棱，制作时无需运用圆规，均可直接在转盘上车出来。对于一个铸镜的作坊来说，只要作一台车陶器用的转盘，就可以制作出这一类铜镜的原始模了。这种简单的制作方法，在完全不具备雕塑造型技术的铸镜师手里，如同车陶器一样，是很容易将镜模制作出来的。而有些禽兽纹镜类如四神镜、带乳钉的禽兽镜，还有一些用阴刻形式表现艺术造型的兽首镜等，对于这些镜种背纹上艺术纹饰的创作而言，则属于线雕，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为“雕”或曰“刻”，而谈不上“塑”。

在南方长江流域流行的铜镜背面纹饰艺术中，几何纹饰较少，如龙虎镜、神兽镜等大多为浮雕形式的艺术形象纹饰，制作铜镜的原始模时，泥料在转盘上只能车出镜体的钮、钮座与外缘及镜背浮雕以下的镜体，只能车出一个没有任何纹饰的泥镜坯的几何形状，而那些生动活泼的鸟兽及栩栩如生的神人等，铸镜匠师在转盘上是车不出来的，只能在技艺高超的雕塑工匠手中，才能在泥镜坯上塑造出各种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这里主要讨论的是，鄂州镜里那些镜背具有浮雕或高浮雕艺术造型的铜镜制作者，与原始镜模的制作者之间的关系。

所谓原始模，即一枚新式铜镜铸制之前，首先须有一个与之几何形状及镜背纹饰完全一致的泥镜，用这枚泥镜进行翻制阴模、刻铭、翻阳模及夯制泥范等，这枚泥模就是这枚铜镜的原始模，亦可称之为母模。

战国至唐代，古人铸镜全用范铸法技术。所谓范铸法技术是指用模制范，即在陶模上套上框子加入泥料夯制出泥范，经阴干、焙烧成陶范、合范浇铸、后期加工等工艺技术。图一为山西省侯马东周铸铜遗址出土的陶燧模，①燧与镜具备完全相同的合金配比及铸制方法，所以，就铸造方面而言，燧可当镜论。从这个燧模上可以看到，燧缘上连着一个又宽又厚的水口，而燧体与水口及燧面以下的底板，都是浑然一体的。这说明，直接用于制泥范的燧模，不可能是在转盘上车出来的。同样道理，直接用于夯制泥范的镜模，也不可能在转盘上车得出来。镜模的制作方法应是与燧模一样，先将铜镜的原始模安置在一个平板上，设置好浇注及补缩用的水口后，套上框子翻制阴模，在翻制成的阴模上，水口与镜体已成为一个整体，这时可在阴模的铭文带上刻铭，刻铭时如刻章一样须刻成反字，因阴模和泥范的形状完全一样，属镜体为凹于平面的阴型，不能够用于制范，所以，须将其再翻一次，呈镜体为凸出平面的阳模，这时阳模上的铭文已翻成了正字，就可以制泥范了。

因阳模上的水口与镜体及底板都是浑然一体，所以，制出的泥范无需再开挖水口了，只需阴干、焙烧及浇铸成镜。如果模上没有设置水口，泥范制出后须在范面上开挖水口，这即会延长制泥范的时间，又由于泥范细面料层的厚度往往只有2至5mm，面料以下的泥料里都参有30%以上的砂，如果在范面开挖水口，会将本来较光滑的范面挖得很粗糙，而且还会形成在同一批镜范里，其水口的开设，每块范都不一致，不容易规范，很容易造成铸造缺陷；这个原始的泥质镜模，从几何形状及镜背的浮雕纹饰看，虽然与铸出的铜镜一模一样，但因原始模不具备浇铸系统，因此，原始模不能够直接用于翻制泥范，所以，古代的青铜范铸工艺一般都会将水口设置在模上，翻制成泥范时应包括水口在内的范面到处都是光滑的，不需要应开挖水口而破坏很光滑的范面，这样即节省了工时，又会使得大批量生产出的泥范得到规范化。但这种具有水口的模，只能在翻制阴模以前，在母模上进行非机械性的拼贴后，翻制成为带水口的整体阴模，然后再用阴模来翻制阳模，以上这些工序，在转盘上都是无法完成的。

在鄂州馆藏铜镜的铭文中，可以查到三国时代前后一些铸镜工匠的资料，如三羊作镜、李氏作竟、朱氏作竟、薛豫命作镜、鲍师扬名等十数位铸镜师的姓氏，从他们留下的这些铜镜的背纹风格及铜镜的形制上，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如有两枚铜镜虽属一姓所铸，但如同出自两人之手。如图二为六朝时代流行的神人鸟兽画像镜，铭文带中明确铸有“三羊作竟自有纪，除去不羊宜古市，上有东王父西王母，君宜子”。此镜直径20.2cm，呈三角形镜缘，现藏鄂州市博物馆。图三为另一枚神人鸟兽画像镜，其镜铭文带中也明确铸有“三羊作竟自有纪，除去不(羊)宜古市，上有东王父西王母”。此镜直径16.1cm，呈三角形镜缘，现藏鄂州市博物馆。以上两镜都为神人鸟兽画像镜，铭中又都铸有“三羊作镜自有纪”铭，但从镜背浮雕的艺术技法来看，图二与图三两镜背纹的艺术风格却迥然不同而相差甚远，笔者以为，以上两镜的原始模非“三羊”本人所雕塑，应是铸镜师“三羊”分别从两处得到两个尺寸、风格各不相同的原始模，由自已翻制成可供制泥范用的镜模，而在翻制成为阴模时，不自觉地按照自已的习惯用语，刻上了自已的“三羊作竟自有纪┉”铭。两镜铭文的字形、字句虽属一人，但因其原始模分别来自两个雕塑风格截然不同的两位匠师，所以，以上两镜从艺术风格上很容易使人认为是两个铸镜师分别铸制出的两枚铜镜。

铜镜在古代为商品，如镜铭中常有“除去不羊宜古市”的广告句，羊通祥，或为祥的减笔，古通贾(Gu)，宜古(贾)市即适宜在市场上去交易、去买卖，至甚还有的镜铭中就直接铸着镜值。如传世的黄龙三年重列神兽镜，直径13.2cm，其铭曰：“黄龙三年六月七日囗作新六五竟，囗囗囗卿公，可卖大囗千二，奏明吴国孙王…。”传鄂州出土，现由王趁意先生收藏。通过这枚神兽镜的铭文我们可以了解到，黄龙三年，(公元231年)一枚13.2cm的神兽镜在武昌可卖的参考价值。那么，雕塑工匠塑造出的镜模，也应该是一种商品，只是这种商品的买主只有铸镜师了。人们生活中需要铜镜，这种需求刺激着铸镜业的发展，而铸镜业同时也需要各种各样的原始模，这也同时刺激着雕塑业的发展，两个行业应是相互依存而相辅相成。

每当铸镜师作以前从未制作过的新式铜镜时，需有一个与铸出的铜镜完全一样的模，这个模对于这个铸镜师而言，应为原始模。而这个模，只能由那些具备雕塑技能的工匠，才能雕塑出来。铸镜技术本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其难度较大，不是几年的摸索就能彻底撑握的技术；而雕塑本也是一门专科，其技术难度远大于青铜镜的铸制技术，非几年学徒就可成就的。雕塑纹饰的工匠出了师，也并不等于就懂得青铜镜的制范、烘范、配制合金、熔炼、铸造及后期加工，且镜模上的浇铸系统须由十分懂得铸造的工匠才能正确设置。

鄂州市博物馆藏有几枚铜镜的镜铭明确不是一个姓氏的工匠所铸制，但从镜体的几何形状及镜背的浮雕艺术风格来看，又如同出自一位铸镜师之手。图四为三国时代流行的龙虎镜，其铭为：“李氏作竟四夷服，……，”三角缘，直径13.1cm，现藏鄂州市博物馆。图五为同时期的龙虎镜，其铭为：“朱氏作镜(四)夷服……，”三角缘，直径11.2cm现藏鄂州市博物馆。图六也为同时期的四虎镜，其铭为：“三羊作竟真工大巧……，” 三角缘，直径11.3cm现藏鄂州市博物馆。从以上三镜背纹的浮雕风格上可以看到，三枚铜镜的背面几何形状相同，背纹的浮雕艺术风格一致，但三镜的铭文带上却各自铸有不同的工匠姓氏。如果推测无误的话，这种现象似乎可以说明，两个或多个铸镜作坊，可从一个雕塑工匠处获得或买到铜镜的原始模。而这两个或多个铸镜作坊制作出的铜镜，其背纹中铭文的字形及内容虽各不相同，但因镜背的浮雕艺术纹饰本出自一人，所以，这些不同姓氏的铸镜师所铸制出的铜镜，很容易使人感觉到，这些铜镜如同一个铸镜师所铸制。

通过以上三例可以说明，一个雕塑镜模的工匠，总会有自已的雕塑风格。如以上三镜的雕塑者，总喜好塑造呈三角形镜缘、镜背塑有龙或虎形象的镜体，雕塑工匠将雕塑好了的许多大小不一样的镜模，如铜镜为商品一样，可同时分别卖给许多家铸镜作坊，而各个铸镜作坊的铸镜师，又会根据自已的技术条件或文化爱好来对各种镜模进行选择。如“鲍”姓匠师，就好铸制各种神兽镜。鄂州博物馆里凡镜铭中有“鲍”者，皆为神兽镜。又如铸镜师“三羊”，就喜好作那些呈三角形镜缘的铜镜。鄂州市博物馆里藏有五件镜背铸有“三羊作竟”的铜镜，除上述两枚神人鸟兽画像镜外，还有龙虎镜、四虎镜及飞凤镜，这五件铸有“三羊作竟”的铜镜背纹浮雕艺术的风格皆不相同，但全部为呈三角形镜缘的铜镜，这说明，铸镜师“三羊”偏好铸造一些三角形镜缘的铜镜。这些信息对于考证某个铸镜师的铸镜技术，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图七为分段式重列神兽镜，直径15.1cm，主纹为十一神、六侍、八兽、二凤、一玄武，分五排上下重列，现藏鄂州市博物馆。从造型艺术上讲，这是一枚神仙人物故事镜，此镜的雕塑技法可算是巧夺天工，每一尊神像及鸟兽都雕塑得一丝不苟，造形准确、栩栩如生，神、侍及兽、禽安排有序，雕塑者的文化素质可见一斑；而铭文带中的铭文，却与镜背的造像技艺极不协调。此镜铭文中只有六分之一段可释读为：“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月大”，其余六分之五处的铭文皆似字非字或为符号。象这样的例证，在三国时期的吴镜里并不少见，通过这枚铜镜背纹也可说明，镜背的浮雕造像与铭文带中的铭文，非一人所刻制，而是雕塑匠只雕塑成为母模为止，模上的铭文带空着，因镜背中的铭文带是平的，而铭文为凸起来的文字，在平面上只能往下阴刻，而不可能雕刻出凸起来的文字的，所以，铭文带上的文字，只能从原始模上翻制出阴模后，在阴模空着的铭文带上刻或者压出文字来，而且须刻成反字，如果刻成了正字，翻成阳模后就会变成反字。尽管制成泥范后又会成为正字，但等到浇铸成镜后，又会被还原成为反字了。如果铸镜的匠师想在铜镜上留下铸镜的大概日期或自已的姓名，须在新翻制出的阴模上，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刻铭。正如前面图二、图三的两枚神人鸟兽画像镜一样，铸镜工匠可从两位雕塑工匠处分别买回两个母模，在母模上设置浇铸系统后翻成阴模，在阴模上刻铭时，铸镜工匠总会按照自已的习惯用语来刻铭的。以上两枚神人鸟兽画像镜的背纹浮雕风格相差虽远，但因两镜为一个铸镜工匠所刻铭，所以，两枚镜铭的字形及铭文内容，除图三镜因直径小而少刻三字外，其余都一致。如果铸镜师的文化水平高，刻出的文字自然规整且排列有序；如果铸镜师识字能力很差，刻出的铭文就会出现缺字少句、反字及以些不成句子或无法释读的符号了。图八为黄初二年半圆方枚神兽镜，直径13.1cm，现藏鄂州市博物馆。其铭为：“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塑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山阴师薛豫命作镜，大六寸清明，服者高迁，秩公美，宜侯王，子孙番昌”。从图八中可以看到，在镜背浮雕中有能力将神人神兽安排得四平八稳，却无能力将廖廖文字等分距离，至使铭文带中空出两段空白。如果说，这枚铜镜连浮雕带铭文为一人所作，那是不可思义的。通过以上几例铜镜可说明一个问题，即铸镜的作坊中没有包括雕塑镜模的工匠。

鄂州镜的铸镜匠师里，除尚方铭外，曾有三羊、李氏、暴氏、张氏、朱氏、八公、薛豫、鲍豫、至氏、青盖、日氏、示氏、鲍唐、陈世严、范氏、荣氏、谢氏等匠师在武昌(现鄂州市)铸过镜。其中，鲍、薛、陈、日、示、谢等匠师作有纪年铭镜，或留下姓氏与纪年的各种神兽镜，从范铸技术角度而言，这些有纪年或留下姓氏的神兽镜的铸制质量，相对不如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画纹带神兽镜的质量好。一般有铭文带的神兽镜包括纪年镜在内，其铸件发气现象比较多，体现在镜背的一部分纹饰模糊不清，②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在《中国南北气候的差异对古代青铜镜铸造质量的影响及其相关问题》一文里有详细说明，这里不作重复，而画纹带神兽镜，却普遍没有这种铸造缺陷。

铜镜上各种铸造缺陷的产生，是与铸镜师的铸制技术有着直接的关系；有铭文带的神兽镜上有铸造缺陷较普遍，而在画纹带神兽镜上基本找不到铸造缺陷，从铸造角度而言，铸制纪年神兽镜的匠师的铸造技术水平，普遍不及画纹带神兽镜的铸造质量好：从有纪年的神兽镜背纹饰上，常可以看到一些因范面被烧裂，而在镜背留下的逢痕，而在画纹带神兽镜上却见不到这种现象；从铸后加工的角度而言，画纹带神兽镜背面的浮雕纹饰全都是经过了加工的，如鄂州市出土了三枚鎏金画纹带神兽镜，一枚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一枚藏湖北省博物馆，一枚藏鄂州市博物馆，正因为其背纹经过了加工，已不再是原始铸态毛坯层，才能将金汞齐顺利地贴上去鎏上黄金；使得镜背金碧辉煌，而那些有铭文带的各种神兽镜，其背面的浮雕普遍没有经过铸后加工，基本都保持着原始铸态毛坯层，若在这种未经加工的铸态毛坯层上进行鎏金，且不论其技术难度，鎏上金也不可能会有好的视觉效果。所以，在有铭文带的各种神兽镜中，未发现有鎏金镜，只因其浮雕的表面光洁度远不如画纹带神兽镜背浮雕的光洁度好。从雕塑技术水平而言，画纹带神兽镜背的浮雕技艺，普遍高于有铭文带的各种神兽镜。这说明，当年在武昌雕塑镜模与当年在武昌铸镜的匠师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留下姓氏的雕塑匠师与铸镜匠师。

有必要一提的是，1956年8月31日，于鄂州市樊口朱家垴第21号墓，出土了一枚分段式重列神兽镜，其铭曰：“黄武六年十一月丁巳塑七日丙辰，会稽山阴作师鲍唐竟，照明服者也，宜子孙，阳遂，富贵老寿，臣先牛羊马，家在武昌，思其少天下命吉服，吾王干昔囗囗”。围绕其中的“家在武昌┉”铭，许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俞伟超先生对“鲍唐镜”的铸镜师作分析认为，“鲍唐”是三国时期从会稽引进的一位铸镜名匠，并又例举出五枚在鄂州市出土的“鲍唐”作的神兽镜。其例一铭曰：“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塑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山阴师唐豫命作镜，┉”即前图八镜。其例二与其例一为同模镜。③其例三铭曰：“囗囗四年五月丙午塑十四日，会稽师鲍作明镜┉。”其例四铭曰“黄武四年┉，鲍师扬名┉。”其例五铭曰：“黄龙二年┉大师鲍豫而作明镜。”除以上五镜外又举例六为传世镜一枚，其铭曰：“黄初四年┉会稽师鲍作明镜┉。”俞伟超先生认为，以上七镜全为铸镜师“鲍唐”所铸制。④笔者在调查历史上曾有多少位工匠在鄂州铸镜的过程中发现，其例一的铭文之中"唐豫命作镜的“唐”字，实为“薛”字，此句应为“扬州会稽山阴师薛豫命作镜”，因此，在这枚铜镜的铭文中既无“鲍”也无“唐”字。在湖北省博物馆与鄂州市博物馆编著的《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中，关于这两枚同模镜上的铭文释读有误，将“薛”字误作“唐”字。其实，从《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中108及109的图录中，就可清楚地看到铭文中是“薛”而不是“唐”字。例二镜因与例一为同模镜，所以，与例一镜一字不差；例三镜铭中曰“师鲍"，例四镜铭中曰"鲍师"，例五镜铭中曰"鲍豫"，例六与例三一样，镜铭中曰"师鲍”，在七枚被认作“鲍唐”所铸制的铜镜里，除第一枚镜铭中有“鲍唐”字外，第二、三枚镜铭中无“鲍”又无“唐”，其余则均只有“鲍”而无“唐”。在鄂州市出土所有铜镜的铭文中，并无“唐豫命”铭，经遍查浙江出土铜镜的著录及三国时期的吴镜铭，除王士伦先生⑤及王仲殊先生⑥分别在各自的有关著作里引用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里的误铭“唐豫命”，另见日文版的《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里，因日方菅谷文则先生在翻译《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时，可能因未将文字与图片仔细核对，也出现与中文版相同的错误外，再未见到有"唐豫命"铭的神兽镜存在。所以，凡有"鲍"字铭的神兽镜，不应都将其认作为“鲍唐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