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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铜镜看武昌青铜铸造规模

冯务建 (鄂州市博物馆馆员)

摘要：

武昌为三国孙吴的三大铜镜铸造业中心之一。根据其历史地望及铜料资源情况，结合出土铜镜与文献记载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铜镜铭文中，对武昌大规模铸造铜镜的情况有记载同模镜和同一镜师所铸的多枚铜镜发现，以及鄂城出土铜镜的数量、范围、纪年、纪氏镜，均反映了当时生产规模的大小

关键词：武昌镜铭铸造规模

近年来，中国古代铜镜的综合性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获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通过对铜镜铭文和有关文献史料的研究，以及大量铜镜的发现，武昌（今湖北鄂城）是三国孙吴的铜镜铸造业中心这一事实已被学术界所共知，既然这里是铜镜铸造中心，有必要对其铸造规模进行研究，铸造规模的大小往往与社会的稳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下面笔者试图根据鄂城出土或制作的部分铭文铜镜和发表的有关资料等方面，探索一下武昌当时的青铜铸造规模。

一

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发展史上，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转变过程，武昌成为孙吴的铸镜中心，当然不是偶然的，在时代上也有承前启后的传统关系，汉末的鄂城已经有了自己的铸镜业【1】。因此，在探讨武昌青铜铸造规模问题时，必须首先看看武昌的历史地望及铜料资源情况。

武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商周时代就称为“鄂”，西周夷王时，楚君熊渠曾封其中子红为鄂王【2】于此，春秋战国时仍为鄂君之地。1957年和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寿县发掘出土了两组有错金铭文的“鄂君启节”，一组为舟节，是水路通行证，另一组为车节，是陆路通行证。其铭中对贸易的物品、行进的路线都有明确的规定。此节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安徽省博物馆。椐诸家考证，认为“鄂”即是鄂城【3】。秦置鄂县，属南郡。两汉时仍为鄂县，属江夏郡。东汉未年，群雄纷争，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经形成，而孙权独据长江中下游这片富饶肥沃的土地。曹魏黄初二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因县之南有武昌山，欲“以武而昌”，故改名武昌，并移郡至此，下辖武昌，下雉（今阳新辖地），沙羡（今武汉市武昌），阳新、紫桑（今九江），浔阳（今黄梅）六县。同年八月，大修武昌城【4】，并从建业（今南京）移民千家到武昌【5】。从此，武昌不仅是郡的治所，又是孙吴的国都，江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八年后，即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在此称帝，建立吴国政权，同年九月，孙权迁都建业。但仍以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孙登掌武昌留守事。甘露元年（公元265年）九月，吴后主孙皓又自建业迁都武昌一年多，于宝鼎元年（公元266年）还都建业，由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6】。终东吴一代，武昌有十年建为都城，其余均处于王都或首都、陪都或西都的重要地位。是当时邺、成都、建业以外的第二等城市。从孙吴两度迁都武昌及晋代的王敦、温峤、陶侃、庾亮、庾翼等镇武昌的情况看，武昌无论在地理位置、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对武昌青铜铸造业的兴办有着重要意义。

青铜铸造业规模的大小，与境内铜料的多少有很大关系。汉末吴初南北分裂，魏的境内因铜料不足，铜镜铸造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开始铸造铁镜。武昌铜镜铸造业的兴盛，也是与境内铜料的充足分不开的。首先，武昌产铜，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附近的泽林小铜山和汀祖的铜灶，稍远的铜绿山，均有炼铜和开铜矿的遗址。其次，据《大冶县志》记载：汀祖的铜灶炼铜遗址时代与邻近地区的铜绿山春秋战国时代的冶炼遗址不差上下，并延续到晋、宋、梁、陈。另据《禹贡》记载：“荆州出锡，鄂城地属荆州，锡是易于取得的”【7】。以上这些，为武昌的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到目前为止，据已发表的资料，铭文铜镜中反映有：“武昌”铭文的铜镜有二枚，现作如下分析和说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同向式神兽镜一枚，传湖南长沙出土，现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8】，如图1所示，其铭曰：“黄初二年武昌元作明镜，宫湅章乃而清冒，吉羊”。过去有的学者因黄初为魏文帝的年号，故以此镜为魏镜，认为“武昌元”是人名，其实“武昌元”并非作镜者，“武昌”二字为地名，根据前文已述《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黄初二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改名武昌，并移郡至此，”这一记载与镜铭相结合，可以确认“武昌”即今鄂城，故此镜无疑为武昌生产的吴镜。这也是诸学者专家所共认的。但是，“元”字除作“开始”、“首先”外，亦作“大”，《广韵、元韵》：“元、大也”。《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毛传：“元、大也”。《史记、周公世家》：“今我其即命 (图1)

于元龟”。裴駰集解引马融曰“元龟。大龟也”。笔者认为“元”字在此镜上应作“大”，意为大量制作明镜。

孙权自黄初二年自公安迁都鄂后，欲以武为昌，不仅迁来户口充实新都，而且带来不少的能工巧匠，在武昌兴办各种手工业，同时大力发展青铜铸造业，以供应宫廷和臣僚的需要。“武昌元作明镜”正是对武昌大规模铸造铜镜的记载。梁代陶弘景所著的《古今刀剑录》中亦有“吴主孙权黄武四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的记载。说明武昌的铜铁冶铸业已经相当发达。湖北鄂城钢铁厂古水井中出土的一件纪年罐形铜釜【9】，其肩部明确刻有“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卅八枚”、“武昌”、“官”的铭文。“黄武元年”（公元222年）是孙权自公安迁都鄂的第二年，也是建立吴国政权的第一个年号，这一记载充分证明了武昌当时官营作坊的青铜铸造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同时，与黄初二年“武昌元作明镜”的记载也是吻合的。并且，凡用铭文标明铸造地点的，都是有名望的铸造中心。那么，武昌生产的吴镜为何用魏文帝的年号呢？首先根据《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将黄初二年至黄武二年[黄初四年（公元223年）]魏、蜀、吴三国的有关事件列举如下：

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在蜀中称帝，改元“章武”，孙权自公安徒都于鄂，改名武昌。八月，孙权遣使向魏文帝称臣。十一月，孙权受魏文帝册封为吴王。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吴蜀战于夷陵，蜀军大败，九月，魏文帝发大军威胁孙吴。十月，孙权临江抗魏军，自立年号黄武元年。十二月，孙权遣使聘蜀，仍然与魏文帝相往来，吴魏之交未绝。

黄武二年，即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三月，魏军自征吴前线撤退。四月，群臣劝孙权称帝，不许。五月，蜀刘禅嗣皇帝位，改元“建兴”。十月，蜀使聘吴，吴蜀联合，吴遂与魏绝交。

据以上记载，黄初三年，孙权将吴改元“黄武”，所以在黄初二年臣属于魏的孙权仍使用魏的“黄初”年号，此前武昌所产的铜镜使用魏的“黄初”年号是不足为怪的。后文将要叙述的武昌所作纪年镜，继续使用魏的“黄初四年”这一情况，据记载，黄初三年，孙权虽已有了自己的“黄武”年号，但黄初二年毕竟臣属于魏，且吴魏之间仍在相互往来，黄武二年（黄初四年）十月，蜀使聘吴，吴蜀联合，吴才遂与魏绝交。故武昌所作吴镜续继使用“黄初”年号也是不难理解的。黄武二年后，武昌所作的吴镜使用魏的“黄初”年 (图2)

号这一情况不再出现，这一点从出土的铜镜看，可以得到证实。并与文献中记载的黄武二年（黄初四年）十月，吴遂与魏绝交也是吻合的。

黄武六年（公元227年）十一月分段式重列神兽镜一枚，湖北省鄂城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10】。如图2所示，铭曰：“黄武六年十一月丁巳朔七日丙辰，会稽山阴作师鲍唐竞，照明服者也，宜子孙，阳遂，富贵老寿，臣先牛羊马，家在武昌，思其少天下命吉服，吾王干昔口口”。铭中的“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作师鲍唐竞”、“家在武昌”之语与孙权黄初二年大量征调能工巧匠来武昌兴办各种手工业这记载相结合，充分说明此镜是从会稽山阴征调到武昌的鲍氏和唐氏两人在武

(图3) 昌制作的吴镜。此镜的发现，对我们研究武昌生产或鄂城出土的有“会稽师鲍” 、“鲍师”、“大师鲍”等铭文的铜镜有很大的帮助。下面就将几枚有“会稽师鲍”、“鲍师”、“大师鲍”等铭文的铜镜作如下分析说明：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五月对置式神兽镜三枚，一枚为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所藏，铭曰：“黄初四年五月壬午朔十四日乙未，会稽师鲍作明镜……:”。另一枚为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铭曰：“黄初四年五月壬申朔十四日乙未，会稽师鲍作明镜……:”。两枚均出土地点不明。第三枚为湖北省鄂城出土，现藏鄂州市博物馆【11】。如图3所示，其铭曰：“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十四日乙未，会稽师鲍作明镜，行之大吉，宜贵人王候，囗服者也囗囗，今造大母王三。”这三枚铜镜直径均13厘米，大小、形制图纹以及日期

相同，无疑出自同一镜师之手，两枚出土地点不明，另一枚为湖北鄂城出土，故以上三枚黄初四年镜应都为武昌所作的吴镜，关于武昌所作吴镜使用魏的黄初四年这一情况，在前文分析黄初二年同向式神兽竟时已作了叙述。

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六月重列式神兽镜一枚，湖北鄂城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12】。如图4所示，其铭曰：“黄武四年六月五月丙辰作长明镜，服者大吉，寿得万年，鲍师扬名，无已人去之”。此镜中“鲍师”即为姓鲍的作镜工匠，“无已人去之”表明他此后离开武昌到他地去了，他与上文所述黄武六 (图4)

年十一月重列神兽镜铭文中的“会稽山阴作师鲍”，应不是同一人，同时还说明当时在武昌作镜的镜师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鲍氏”镜师。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七月分段式重列神兽镜一枚，湖北鄂城出土，现藏鄂州市博物馆【13】。如图5所示，其铭曰：“黄龙二年七月丁未朔七日癸丑，大师鲍豫而作明镜，玄湅三[商]，灭绝孚秽，服者高迁，位至竹帛，寿复[金][石]也”。制作此镜的工匠为自称：“大师”的鲍氏，此镜在鄂城出土，故为武昌产品。

据已发表资料，武昌铸镜师中作纪年镜最多的镜师应为鲍氏、陈世，号称“大师”。其次为薛氏。现将陈世和薛氏所作铜镜分析说明如下：

黄武七年（公元228年）七月对置式神兽镜一枚，传中国南方出土，具体地点不详。现藏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14】。如图6所示、其铭曰：黄武七年七月丙午朔七日甲子纪主治时，大师

(图5) (图6) 陈世严作明镜，服者立至公”。铭文中的“陈世严作明镜”与下文所述鄂城出土的黄龙元年七月重列式神兽镜铭文中的“师陈世囗造作三湅明竟”的制作工匠应为同一人，“陈世”为姓名，“严”意为严谨、严格、严密或严肃，“严作明镜”又意为严格要按照规格规定制作明镜，因此镜与鄂城出土的黄龙元年七月重列式神兽镜都为陈世所作，故此镜为武昌制作。

-黄龙元年（公元229年）七月重列式神兽镜两枚，属同模镜【15】。如图7所示，一枚为湖北省鄂城出土，现藏鄂州市博物馆；另一枚为广西壮族自冶区贵县出土，现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16】。如图8所示，其铭曰：“黄龙元年太岁在丁酉七月壬子塑十三日甲子，师陈世囗造作三湅明镜，其有[服]者，命久富贵”。从铭文中得知制镜工匠

为陈世，由于两枚同模镜中的一枚在鄂城出土，可确认它们都是武昌的产品。

黄龙元年七月重列式神兽镜一枚，现藏日 (图7) (图8)

本五岛美术馆，出土地点不明【17】。如图9所示，其铭曰：“黄龙元年太岁在丁酉七月壬子[朔]十[三]日甲子，师陈世造作百湅明镜，其有服者，命久富贵，宜囗囗囗”。此镜与上述鄂城、贵县出土的两枚同模镜的制作工匠同为陈世，并且铭文同为黄龙元年十月十三日，故作镜地点为武昌。

黄龙元年七月重列式神兽镜一枚，曾为富冈谦藏所旧藏，出土地点不明【18】。如图10所示，其铭曰：“黄龙

元年太岁在丁酉七月壬子朔十三日甲子，师陈世造三湅明

(图9) 镜，其有服者，久富贵，宜囗囗囗囗”。此镜与上述鄂城、贵县出土的两枚同模镜的制作工匠同为陈世，且铭文同为黄龙元年十月十三日，故判断此镜为武昌的产品。

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十一月同向式神兽镜两枚，属同模镜，湖北省鄂城出土，现藏鄂州市博物馆【19】，如图11、12所示，其铭曰：“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山阴师薛豫命作镜，大六寸清冒，服者高迁，秩公美，宜人侯王，子孙番昌。”铭文记作镜师薛氏为会稽山阴的工匠，但根据前文所述，黄初二年同向式神兽镜的铭文和黄初二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 (图10)

鄂后，征调不少能工巧匠到武昌大力兴办各种手工业这一情况比较分析看，此镜无疑为武昌所产的吴镜。

从前述黄初四年对置式神兽镜和上述黄龙元年重列式神兽镜、黄初二年同向式神兽镜，即同模镜看，说明无论是鲍氏，薛氏还是陈世，在当时都曾作了相当大的一批数量的铜镜，因此，才会有相同

(图11) 的几枚铜镜被幸存下来。从这些出土的铜镜分析，鲍氏，薛氏和陈世所作的这几枚铜镜是已被发现了的，但没有发现或当时传到别的地方的，那又是多少呢？广西贵县出土的黄武元年七月重列神兽镜就是当时从武昌传去的，以上情况结合前述黄武元年罐形铜罐上所刻的“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卅八枚”铭文分析，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已达到了相当规模。

三

六十年代以来，在鄂城及城郊的各项基本建设中，先后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古代墓葬，其中六朝墓

约占半数以上，出土六朝时代铜镜二百数十枚，从

(图12) 这些鄂城铜镜出土的情况来看，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数量多，出土范围集中。鄂城三国、六朝墓葬中十有六座出有铜镜，二百多枚六朝铜镜集中出土在几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墓葬中，这一情况在全国应为罕见。以上这些铜镜主要是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的，如配合武（汉）大（冶）铁路鄂城段的修建、扩建；配合兴建鄂城钢铁厂、水泥厂工程；配合武（汉）黄（石）公路的扩建；鄂城八一钢铁厂的兴建，

西山铁矿的工程等等。然而，还有部分铜镜仍流散在社会上。经调查，鄂城城区或城郊的农民家中就还有一部分铜镜，有的已经流失，这 (图13)

些铜镜均为过去平整土地和农业学大寨时从六朝墓中出土。这一情况证实了鄂城出土的六朝铜镜远远超过了现在的数量。

第二、铭文镜多，约占六朝出土铜镜的一半，其铭文主要是反映相思之情、企求富贵、升官发财、家族兴旺、祈祷长寿、享乐以及神仙思想的一些内容，此外、有纪年、纪氏、纪地及宣传铜镜铭文。这些铜镜既然出土在鄂城，而武昌又是

当时有名望的铸镜中心，故这些铜镜均为武昌所产，镜铭中所记镜师也均为武昌的镜师。从纪氏铭文来看，武昌铸镜匠师里，曾有三羊、

鲍氏、陈世、薛氏、李氏、张氏、朱氏、荣氏、费氏、范氏、谢氏，彭氏等在武昌铸过镜。除前文叙述的鲍氏、陈世和薛氏在武昌所作铜镜外，

(图14) 其匠师中铸镜最多的应首“三羊”。“三羊”所作铜镜有四枚【20】，其中，四虎镜一枚1970年鄂城排灌站田鲁湾出土，如图13所示，铭曰：“三羊作镜真工大巧□”。飞凤镜一枚，1970年鄂钢制氧站出土，如图14所示，铭曰：“三羊作镜自有人□”。神人鸟神兽画像镜二枚，其中一枚1963年西山出土，如图15所示，铭曰：“三羊作镜自有纪，除去不羊宜古市，上有东王父西王母，君宜子”；另一枚1973年八一钢厂出土，如图16所示铭曰：“三羊作镜自有纪，除去不（祥）宜古市，上有东王父西王母”。从以上四枚“三羊”所作镜看。其大小、图纹均不相同，说明所作铜镜的品种之多，四枚“三羊”镜的发现，同时说明当时所作铜镜的数量也很多。

第三、纪年镜多，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至吴宝鼎二年（公元267年）的46年中，据不完全统计，纪年镜共有30枚，除前文叙述的黄初、黄武、黄龙三个年号七枚铜镜外，另有黄武年半圆方枚神兽镜1枚，黄武六年对置式神兽镜一枚；黄龙元年对置式神兽镜一枚；嘉禾元年重列式神兽镜1枚，嘉禾二年分段式重列神兽镜一枚、嘉禾五年分段式重列神兽镜二枚；赤鸟元年半圆方枚神兽镜一枚；赤乌三年半圆方枚神兽镜一枚，赤乌五年半圆方枚神兽镜一枚，赤乌五年分段式重列神兽镜一枚；太平元年半圆方枚神兽镜三枚，太平元年对置式神兽镜二枚；永安四年 (图15)

半圆方枚神兽镜一枚；永安四年对置式神兽镜一枚；永安五年半圆方枚神兽镜二枚；永安六年对置式神兽镜一枚；宝鼎二年对置式神兽镜一枚，宝鼎囗囗年对置式神兽镜一枚。

从上述特点分析，第一，鄂城铜镜的出土数量之和，应包括仍流散在社会上的那一部分，因此出土铜镜的总数应远远超过现在馆藏的数量。如此之多铜镜的出土，充分说明，铜镜在当时作为生活日用品的使用，在武昌及为普遍，而能够达到普遍使用的这样一种商品，是与生产规模的大小所分不开的。第二，纪年镜如此之多，且出土范围集中，实属罕见，这不仅为鄂城六朝时期铜镜的分类和断代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探讨武昌的青铜铸造业规模提供了可靠的证据。鄂城黄龙元年七月重列式神兽镜的出土，证实了前文已述广西贵县和日本的那三枚黄龙元重列式神兽镜和一枚黄武七年七月对置式神兽镜为武昌所作的吴镜，同时，反映了作镜的数量之

(图16) 大。第三，有如此之多的铸镜匠师曾在武昌铸过镜，从前文所述陈世作的黄龙元年七月十三日重列式神兽镜和鲍氏所作的黄初四年五月十四日对置式神兽镜等情况进行分析推断，这些在铜镜铭文中曾留下过姓氏的镜师们所铸铜镜的数量，我们可以想象应是多少。此外，还有那些大多数在铜镜铭文中没有留下姓氏的镜师们所铸的铜镜，其数量是惊人的，生产规模的大小，取决于生产数量的多少。

1999年11月20日

注释

【1】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序第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3月。

【2】《史记、楚世家》。

【3】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8期；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期。

【4】《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5】《水经注、江水注》卷14：孙权以魏黄初元年中……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

【6】《三国志、吴书，孙皓传》

【7】同①，序第10页；徐献国：《鄂城发现一外古冶炼遗址》，《江汉考古》1985年4期。

【8】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11期。

【9】鄂州市博物馆：《鄂城发现古水井》，《考古》1978年5期。

【10】同【1】，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