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鄂州铸镜中心的塑铸分工

董亚巍 郭永和 李从明

(鄂州市博物馆)

Abstract

Based on studying various casting techniques of the mirrors with pattern of deities and beasts , unearthed in Ezhou,ranging from the East Han to two Jin, this article showes the division of molding and casting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f other kind mirrors’ models of that time ,this article show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ogress of casting technique and alternation of mirror’s geometrical shape;And based on studying the Japan’s  mirrors with triangular edge and patterns of deities and beast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at they were casted in Japin .

Key words: mirror with the patterns of deities and beasts;   mirror with triangular edge and patterns of deities and beasts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东汉、三国时期神兽镜纹饰的研究，认为神兽镜、龙虎镜、博局镜等一些具有文化艺术内涵的镜模非铸镜匠师所制作，而是专业从事镜模制作的工匠所雕塑。通过对新发现的一枚太平三年对置式神兽镜铭文的研究，认为在汉三国时期鄂州的铸镜行业中，塑模与铸镜是两个独立存在的行业。

关键词：              铸镜          镜模          雕塑

考古界及文博界大都只研究古代铜镜的型制演变，收藏界只研究古代铜镜的纹饰变化，研究古铜镜铸造技术的人本少之又少，更极少有人研究古代铜镜的塑模技术，以及塑模与铸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是古铜镜研究里的一个薄弱环节。都知道古代铜镜是从陶范中浇出来的，但翻范首先要有模，镜模从何而来？这是古铜镜研究的一个广阔的天地。我们认为，即然古代铜镜涉及到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系统研究古代铜镜首先当从塑模始。

当研究某一枚铜镜的年代学时，一般都会参考同类铜镜铭文中的纪年，如1956年9月在鄂州市郭家垴第10号三国墓葬中出土一枚神兽镜，其铭曰：“□□四年，造作明竟，可以照明，服者老寿，宜公卿，居□如此，乐未央”，但在此镜的八个方枚中又有纪年曰：“太平元年，廿□□□”；在一镜上出现元年及四年，说明此镜的模明显经过了改刻铭文。1976年在鄂州市物质公司征集到一枚对置式神兽镜，此镜直径纹饰及铭文与前镜分毫不差，经我们仔细核对，乃确认为一对同模镜^【1】，说明此镜当时铸造量较大；其镜模必然使用了较长的时间。如果按照铭文带中“□□四年”的纪年作为铸造年代的坐标显然有误，因此必须先研究铸镜前塑造镜模的工艺，才会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在东汉至三国时代神兽镜的铭文中，常能见到铸有某年某月某日甚至某时某人铸镜的字句。如在《鄂州铜镜》一书中第83页第188图嘉禾五年重列神兽镜，此镜1980年4月在鄂州市鄂钢七里界工地第5号三国晚期墓出土，直径13.2cm，其铭曰：“嘉禾五年五月壬寅朔五日丙午，太师鲍豫造作五帝明竟，玄湅章文，光耀昭明，服者宜官，远至侯王，女为皇，虞老优兮。” 又如《鄂州铜镜》第141页294图的嘉兴元年对置式神兽镜，直径13.5cm，其铭曰：“嘉兴元年，太岁在丁巳，帝道始平，五月丙午，时加日中，造作明竟，百湅青铜，服者万年，位至侯王，长乐富贵，吉宜子孙。”从铭文的内容看，很容易使人认为，这些铜镜从头至尾都是镜铭中的铸镜工匠一人所制造。

如果说，西汉时期大量流行的日光镜、昭明镜为铸镜的工匠从制镜模到铸镜一人包到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制作这种型制的镜模十分简单，除铭文外，只剩下了几何形的纹饰，其制作的工匠不需要具备雕塑技能，只需要将湅制好的泥料安置在车陶器用的陶车上车出镜体的几何形状，用泥料将其翻成阴模，再用刀具在阴模上压刻出铭文及复线纹饰，原始镜模就基本完成了，继而可以翻范铸镜。这几种形制的镜背除几何造型外，再谈不上什么雕塑艺术，甚至还不如战国时代的四山镜蟠螭镜等那些具有复杂纹饰的镜种。

战国时代的铜镜使用率很小，只限于士大夫以上阶层的人使用，平民百姓一般用水鉴，很少有人使用铜镜。因战国时代铜原料被各诸侯国控制的十分严格，战争用铜的数量十分巨大，所以铜原料用于青铜兵器是各国的首选。各国士大夫以上阶层的人数有限，因此战国时代的铜镜数量并不多；使用铜镜的人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战国铜镜多数有纹饰。

西汉建立政权以后，奴隶制彻底结束，天下逐渐稳定，特别是经过“文景之制”以后，社会经济得以积累，平民百姓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又由于中国在战国时代晚期就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农具在西汉就已经开始普及，西汉时期国内已没有大规模及长期的诸侯之战，军队中所使用的剑、戟等兵器开始被质优价廉的铁料取代，战争大量用铜的历史基本结束。国家需要修养生息，人民需要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在公元前179年至前141年的38年间文帝刘恒及景帝刘启在位时得到了显著提高，此时民间可以自由采铜铸钱，铜原料首次可以大量用于民品的生产。《史记·平淮书》中记载：“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现今地下出土大量的西汉榆荚四铢半两钱，即是当时百姓自已铸造的钱，亦是百姓社会地位提高的见证。战国时代士大夫以上官吏才能使用的青铜镜，终于第一次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中国铜镜从发明至战国晚期也经历约2000年，由于铸造的数量有限，除战国时代的《考古记·冬官》中记载了青铜镜的合金成分外，再未见到文献记载铸镜事。由于西汉铸镜的数量大且较为普及，在与《史记》同时代的著作《淮南子·修务训》中，采用了铸造鱼肠剑及铸造青铜镜后的铸坯加工过程，来比喻人之初就如同钝剑砍不断物体，镜坯照不见人像，人生在世需要不断地学习及磨炼的道理，说明此时《淮南子》的作者所处时代的人们常能见到铸镜的全过程，并且对铸镜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西汉时期的平民百姓能使用青铜镜，其使用对象大范围普及，这对于中国铸镜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百姓使用的镜种，大多为日光镜及昭明镜，这是因为铸镜技术由战国时代那种高级工匠指挥奴隶的运作方式刚转入由自由民创作，其铸制技术还处于初始阶段；工匠们没有经过世代技术的承袭，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潮卷进来的新手。他们并不懂得雕塑纹饰，也可能不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不可能制作出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