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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古铜镜 一段东吴秘史

 

  发表日期:2012年2月21日   出处:《鄂州日报》2009.12.22五版    作者:乐卫     共有 3394 位读者读过此文


 

■阅读提示
     19996月,郑州市一位王姓收藏者来鄂州旅游期间,在市区一农家手里搜集到一枚铜镜,这枚铜镜是农家在菜地出土的。当时王先生采集铜镜后曾拿到市博物馆确认为真品,是一枚神兽镜。这枚看似普通的铜镜,不仅结束了中、日学术界对3枚神兽镜的时代及产地问题的一场长期的争论,而且告诉了我们一段鲜为人知的三国时期的东吴秘史。
    
     日本学者提出西北边陲也可制铜镜
     数十年前,日本国藏有2枚相同的半圆方枚对置式神兽镜。因镜背的铭文中有具体的年号“嘉兴”。因此,学术界将这种铜镜称之为“纪念镜”。从形制及背纹风格来看,它们应属三国时期的吴镜。
      如果按一般纪年镜看待,日本这2枚纪年镜也没什么特别,与中国江南地区大量出土的半圆方枚神兽镜风格完全一致,应当制造于公元3世纪的吴地。可是一查有关中国历史年表,就出现了问题,在东吴所有帝王的年号中,竟无“嘉兴”年号。因这2枚铜镜都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日本学者西田守夫先生研究了这2枚嘉兴元年镜的年号,又根据铭文中有“帝道始平”及“太岁在丁巳”这一句,推测此2镜应与中国历史上某一位皇帝在丁巳年登基有关。
      西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尊重历史的,经查中国历史,只有十六国时代西凉第二代君王李歆于公元417年登基称帝,年号为“嘉兴”,这一年的干支正为“丁巳”。一切证据都说明,这3枚嘉兴元年镜并非公元3世纪生产的吴镜,而是公元5世纪西凉生产的神兽镜。
      因此,日本学者发表了有关论文,认为中国的神兽镜不但江南制作,西北边陲也制作,但学术界只是在问题的讨论之中,并没有定案。最好的证明,就是盼着能在三国时代的吴国故地,或者是在甘肃的西凉故地再出土一枚相同年号的神兽镜,以证明以上2枚铜镜的产地。
      正当许多学者翘首以待之时,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杨桂荣女士在一篇论文中,也刊载了一枚嘉兴元年半圆方枚对置式神兽镜。这枚神兽镜的背纹及铭文都与日本的2枚嘉兴元年镜稍有差异,但铭文中也铸有嘉兴元年字样,亦没明确的出土地点。
    
      吴镜刻“嘉兴”内藏一段秘史
     中国考古学家王仲殊在《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试论嘉兴元年镜的年代及其制作地》一文中,大胆地提出了以上铜镜的产地皆不在西凉,而应产于公元3世纪长江流域的吴国故地。
      王仲殊先生研究了三国时代孙权家族数十年的政治后认为,孙权的后人,东吴的末帝孙皓于公元265年登基后,改元“甘露”,于当年9月自建业迁都武昌。为纪念被迫害致死而不曾称帝的生父孙和,除进行了昭雪平反外,还追认孙和为文皇帝,命史官为其父作《纪》。
      作《纪》须有年号,由于孙和未曾当过皇帝,自然没有属于孙和的年号。孙皓在给其父追封年号时,向前推算到公元237年的“嘉禾六年”,又考虑避其父孙和的讳,改“嘉禾”年号为“嘉兴”。平反作《纪》及铸镜纪念,这一切事故都应发生在武昌。经查,“嘉禾六年”的干支亦为“丁巳”,与嘉兴元年镜上的铸铭亦相同。
      “嘉兴元年镜”(如图)在鄂州出土,证实了史册中记载孙皓于“甘露元年”(265)从建业迁都武昌的史实。
      因此,嘉兴元年镜应制作于孙皓迁都武昌的公元2659月至26612月之间,铸镜地点就在武昌,即今鄂州市。鉴于古代铜镜保存至今,并能发现2枚相同者本相当少见,此镜目前已发现了4枚,说明当时曾铸制了一批数量。
      很显然,虽然王仲殊先生在理论上有根有据,但在此之前毕竟江南没有出土嘉兴元年镜。无可奈何之下,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企盼着能在江南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再出土一枚嘉兴元年镜,以证实自己对三国时期吴国这一段历史的论证。
    
      珍贵的“嘉兴”神兽镜返回鄂州
     当在鄂州采集到这一枚嘉兴元年镜后,先生兴奋不已。由于此镜关系到三国时期吴国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们建议先生先以此镜的出土地点、形制、纹饰及铭文写成论文,将此镜连同论文带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去征询王仲殊先生的意见。
      王仲殊先生终于见到了这枚期盼已久,并在江南吴国故都的鄂州出土的嘉兴元年镜。经仔细对比,鄂州这枚嘉兴元年镜的尺寸、纹饰及铭文全部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那一枚完全一致,说明这2枚铜镜为同模镜。
      2002320日,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上野祥先生来到鄂州,与市博物馆专家董亚魏洽谈两馆联合成立课题组,研究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事。商谈之余,上野先生向我们提出能否介绍他去郑州鉴赏那枚嘉兴元年镜。看来,这枚铜镜先是在鄂州出土,后留传到郑州的消息早已是国内外皆知。
      这枚弥足珍贵的“嘉兴”神兽镜该如何珍藏呢?这也让先生费了不少神。李从明是收藏群体中的一位,他对鄂州出土的汉、三国、六朝时期的青瓷器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同一历史时期青铜镜的研究,亦有独到见解。
      同年417日,当郑州的先生专程为嘉兴元年镜的事来鄂州找到市博物馆时,博物馆派有关专家陪同先生来到先生家,商谈此镜的回归问题。先生说:“此镜如回到鄂州后,在先生手中不得再出卖。”先生说:“我是鄂州籍人,此镜出在鄂州是我们的光彩,研究此镜是我们的义务,我要让它充分发挥历史作用,我也想为鄂州的文化事业作点贡献。先生为此镜所花的费用,全部由我承担,此镜回鄂州后,在我的有生之年,绝不会卖。先生如果不放心,可随时来看。”就这样,这枚在地下埋藏了1740余年的嘉兴元年镜,虽然一度流传在外,但在先生的努力下,又回到了鄂州,为地方保住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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